文镪所说的,周维汉还真不清楚所谓的铨叙军衔军衔与职务军衔。
见到周维汉流露出感兴趣的样子,文镪赶紧加了把火:“中原大战之前,中央军、西北军、晋绥军、桂军、川军,东北军这些排的上号的,兹要一纸手令甚至一道口谕,就可以给属下军官晋升为少将或者中将,各路军阀任命的草头将军满天飞。
“因此直到中原大战尘埃落定,校长鼎定乾坤,才开始谋求军制和军令的统一,当然也包括对军衔体系的整理。”
“若干黄埔一期毕业生里,在这次铨叙中分为两个档次,职务比较高的胡棕南、宋西濂、王竟久、孙员良等人,均被叙任为陆军中将衔,而进步较慢的范汉杰、杜一明等人则被叙任陆军少将衔,作为三期毕业生的王耀武,能够在第二年跻身陆军少将,其实已经相当不错了。”文镪此刻颇有些指点江山的意思。
“维国也不错,当年是陆军少将,可惜的是,即使现在是第一军军长兼任集团军副总司令,也照样是陆军少将。”
关于铨叙军衔和职务军衔的区别,举一个恰当的比喻,很像体制内的“档案工资”和“实发工资”,档案工资是按工龄、学历、级别等等严格规定的,数额普遍不高,但是实发工资就要加上职务津贴、岗位津贴和各种补贴了,因此总额一下子就上去了。..
改革之前的军衔基本只跟职务挂钩,按世界各国军制的普适性,野战步兵团长的基准军衔就应该是上校(日军的大佐与之相近),那么再以上的旅长职务,基本就要授予少将军衔了。并且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伐军总司令部和几大派系军头,都可以随意给所属部队的旅以上军官授衔,那么当然是将官满天飞了。
于是1935年军事委员会设立“铨叙厅”,蒋某人以亲信林玉为厅长,着手对全国军队的将官根据资历、职务、奖惩历史等进行考评,然后统一叙任正式军衔,尤其是对上将群体规定的特别严格。
应该说这次整顿的效果还是不错的,1935年授予的陆军上将和陆军中将群体,数量非常有限:总计有特级上将1人、一级上将8人、二级上将21人、陆军中将89人。
是以,从1936年初到1937年7月间,各级将领挂的都是货真价实的铨叙军衔,一点都不乱。
其中陆军中将的数量,两年的叙任也不超过200名,靠谱。
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以后,蒋某人授意军事委员会发布了一道通令,大意是抗战期间全面停止铨叙军衔的晋升,这是影响中将数量的第一个重要“操作”。
也就是说,在1935年和1936年度已经叙任的军官,其铨叙军衔按部就班逐级晋升的过程,在抗战期间被按下了“暂停键”。
哪怕是军官某个军衔的“停年”到时间了、个人职务晋升了、战争中有较大战功了,也一律不行,而这一暂停,就是整整八年多。
蒋某人为什么要这么干呢?
原因其实挺复杂,一方面,是军官的考评叙任是个比较繁琐的行政工作,抗战期间应以对日作战为第一要务,实在没有多余的时间和精力来弄这些,干脆一律暂停。
另一方面,是战时条件下需要打破惯例,比如战功卓著的可以连升三级,作战不利的应该处罚和降级,而铨叙军衔体系属于非战时状态下的产物,不太合时宜。
其实还有拿不到台面来说的一个方面,那就是蒋某人在抗日战争中,仍然有壮大中央军、削弱甚至吞并杂牌军的念头,他需要的是不受任何限制的绝对“军政”大权,不愿意受铨叙条例和任官体系的束缚。
要知道,铨叙军衔的授予那是有正规流程的,必须有国民政府行政一把手林*签署的“任官状”,每个军官也都有自己的官号。
而一旦停止铨叙军衔的变动,整个抗战期间的高级军官职务任免,完全凭借蒋某人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任职令”这么一张纸了,他签个字就可以任命少将旅长、中将师长、中将军长等等,岂非随心所欲完全没有罗嗦?常队长那是深谙权力之道的。
于是从这时起,大抵是1937年秋左右,国民党军队的职务军衔开始大行其道,中将的数量迅速增多。
战时军队规模和编制肯定增大,那么被任命为少将、中将职务军衔的数量也直线上升,然而又存在上将数量基本固定在60人左右的这个天花板,所以中将职务军衔就出现了扎堆泛滥的情况。
于是师长、军长、集团军副总司令、总司令甚至战区参谋长、副司令长官,领口都挂着两颗星。
说一句中将满地走,少将不如*一点也不夸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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