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也是为什么后世会有“言必称希腊”的状况——这也是没办法的,因为除了希腊之外,确实也没什么好谈的了……
而埃及人的境遇,比其他人还要更惨一些。
他们连自己到底是什么人,认知都是混乱的。
大部分埃及人自认为自己是阿拉伯人,觉得自己是当年大征服时代之后,阿拉伯移民的后代。而那些自认土著居民的,大多是还信奉早期基督教会的科普特人。两者之间信仰不同,也一直有隔阂。
但郭康那个时代,人们通过现代技术研究,却发现之后的埃及人,确实就是远古埃及人的后代。
在世界大部分文明地区,当地人的血统是非常难改变的。外来征服者的人数太少,不足以造成明显的影响。所以,后世的土耳其人,依然是古时候的小亚人,不是突厥人;后世的埃及人,也依然是古时候的埃及人,不是阿拉伯人。
当然,这两边对此的态度,倒是差别很大。土耳其人明显不太想承认这个结果,但不少埃及人却发生了动摇。
原因也不难理解:土耳其人不太想改变自己的认同;但埃及人总觉得教友们就会坑害自己,对于“阿拉伯民族”的认同产生了不少抵触情绪,证据一来,自然也就乐意接受了。
虽然都号称是基于血缘的族群,但这种认同很显然并不总是基于血缘。或者说,大家只是灵活地采用血缘作为证据。认清了这点,也就能理解埃及人的想法了。
而这个还没有分子生物学的时代,普通埃及人怎么辨析自己的血统呢?其实也很简单,因为根本不需要。
上层阿拉伯人,把这里所有从事耕种的人,统称为“费拉”。
血统和文化的区分,在这里远没有后人想的那么重要,甚至可能是毫无意义的。
尼罗河水流淌了数千年,这里的人也耕种了数千年。长久的历史中,有些人波斯化了,产生了“奈鲁兹节”;有些人希腊化了,走进了亚历山大里亚;有些人罗马化了,制作出了穿着军团士兵铠甲的阿努比斯雕像;还有些人阿拉伯化了,开始使用阿拉伯人的语言。
但这里来来去去的统治者,恐怕并不怎么关心这些“细碎琐事”。因为不管用什么文化,费拉依然是费拉,基本不会被允许参加军队,更不可能进入高层。
他们只需要承担赋税和劳役,像尼罗河边的芦苇原上,那些一年一枯荣的苇草。无论死去多少,都会重新长出来。
说白了,谁会关心芦苇的血统、文化和自我认知呢?
所以,当年的埃及人,对于政权更迭、宗教替换的冷感和麻木,似乎也是可以理解的了。
而更悲惨的是,埃及人的战斗力,确实和别人对他们的刻板印象一样的糟糕。
汉朝的农夫,一样以“韭菜”和“鸡”自嘲。但了解历史的人都清楚,这些人真的有足够的行动能力,既不怎么“韭菜”,也不“鸡”,反而一不留神就会给肉食者一个大“惊喜”。而纵观埃及历史,这些埃及人是真的从来没做到过。
其他的事情还好说,总是打不过人家,那就真的没办法了。
到最后,欧洲的学者甚至提出了一套理论,认为埃及的状况,就是文明发展的终点。所有文明都会由生机勃勃的时代走向兴盛,再丧失生命力,走向衰落和平庸。这种死水一般的沉寂状态,就以埃及人为典型代表。
这个理论本身,是没有多大价值的,因为它也是典型的“夏虫不可语冰”的产物。研究者可能没见过衰落和兴盛周期更替的现象,所以想当然地把这种“一次性”文明当成了常态。
不过话说回来,虽然塞里斯人自己,一直把“周期律”当做一个诅咒似的规则,总想从里头跳出来,但对绝大多数文明来说,这东西应该叫祝福才对。
——没有几个文明能幸运到居然还有多个周期。就算比较强大的,往往也就是撑两个汇合就走向覆灭。而绝大多数,连“兴盛期”都不存在,就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了。从他们的角度看,塞里斯人抱怨和担忧周期律,属于站着说话不腰疼的行为……
而埃及人,他们已经惨到从名词变成形容词了。
在塞里斯,这种情况说实话很少见,郭康想了半天,感觉可能也就大宋有这个潜力。他们形容希腊、安达卢西亚之类的国家,会委婉地说对方“有类大宋”。或许,“很宋”将来也会成为一个形容词吧……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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