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过来说,如果给够了钱,他们也不怕成本的问题了。”郭康想了想,发现另一个方向也是说得通的:“压低人力成本的方法,对于一无是处的欧洲奴工来说,可能是最合适的,但对于东方大批的专业工匠,估计并不是这样。”
欧洲工厂主尽量压低人力成本,还使用机器。但即使如此,在工业化早期,他们的生产效率也很吃亏,甚至比不过江南的手工业者。
1844年,有英国人来到福建调查,将当地各种不同质地的棉布,都收集了样品,记录价格,送回英国进行比对。回去之后,英国商人惊讶地发现,按照他们所标的价格,曼彻斯特的工厂也做不出来。而福建还不算当时纺织业最发达、效率最高的地方。
英国尚且如此,其他国家就更惨了。比如美国,到了19世纪,依然只能靠大量出口金银,换取中国商品。
在1805年到1844年间,两国的贸易逆差高达39%,而仅在1805至1815年的十年间,美国就像中国出口了2270万美元的金银,而同期输往中国的货物只有1000万美元,并且几乎都是农作物、矿物等低端产品。
再加上当时,美国是被法国引荐给清朝的(路易十六与美国和清朝的关系都很好),清朝甚至长期认为,美国是法国的附庸,是专门给法国提供原料的一个非洲国家。
相比英国商品,美国的纺织品更加低劣,以至于到了1850年,美国领事还在给国内诉苦,说大批美国布料在港口积压,根本卖不上价钱。
所以,这样就有个很反常识的结论:血汗工厂的生产效率其实很低。哪怕江南工匠的待遇远高于英格兰工人,依然没有在成本上明显落下风。这种强行降低人力成本的思路,虽然符合最简单直接的思维,但和其他很多“常识”一样,并不是正确的。
“这么说来,我们其实也可以在奴工工厂之中,也保留晋升渠道。”想到着,郭康又补充道:“平时别逼的太紧,再有了激励,会比单纯驱使奴隶要更高效。”
“哪怕英格兰奴隶?”狄奥多拉疑惑地说。
“哪怕是英格兰的。”郭康肯定地点点头。
19世纪初的英国人欧文,做过一个实验。他在美国购置了一块地,试图建立一个乌托邦式的聚落。在聚落中,有一座工厂,按照欧文的设想,人们每天只在这里工作10个小时。而同时代的其他工厂,这个时间可能都没什么上限。
由于设计过于理想化,乌托邦聚落最终失败。但唯独这个工厂,不但运行了下来,还赚钱了。这让当时的人们十分意外。也是在这次发现的基础上,欧文继续实验,由此产生了八小时工作制的理念。
“这个结论有点奇怪。”狄奥多拉坦言:“如果降低工作时间反而提高了整体效率,为什么所有商人都喜欢让雇工多干活?”
“因为这个结论是通过科学分析得出的,而科学在很多时候就是反常识的。”郭康回答:“而且,如果一个人经商只为了赚钱,那他就是商业领域的圣人了。平时,是不可能有这样的人的。”
“理想化的商人才会为了赚钱可以接受一切,而现实中的商人……”郭康摊摊手:“他们做决策可能就是为了自己爽。很多匪夷所思的决定,都是这么出现的——话说回来,不爽当什么老板,那不是成了钱的奴隶了。”
“好像也是……和统治国家,似乎也差不多啊。”狄奥多拉想了想,感慨道:“或许,完美的商人本来就应该是钱财的奴隶,不该考虑别的东西。完美的统治者……是不是也应该差不多呢?”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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