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元朝期间,汉军最北是从大都北上,到了燕然山一线;最东也是从大都出发,征讨辽东;最西是从关中出发,在别失八里驻军,也就是唐朝的庭州。大概也就向南远了一些,去过爪哇,不过也没待住。”
“他们能接受的行军路线和作战范围,并没有比之前的各个王朝大出多少。超出范围之外,就开始不乐意。相比于全世界打仗的叙利亚人,调动起来明显麻烦多了。不如说,元朝的汉人要是能尽心到叙利亚人这份上,这大元怕是还得再大上不少。”
“原来是这样啊。那叙利亚人能得到青睐,也是可以理解的。”普龙斯基点点头:“那埃及人呢?他们没有人任用么?”
“嗯,他们那边就惨多了。”王大喇嘛说:“我听说,埃及人改宗不积极,或许也有待遇的因素。天方教各王朝的统治者,也不重视传教活动,反而限制民众改宗,就为了能有理由多榨出来一点宗教税。这种情况下,改宗自然也很缓慢了。”
“那也是有差别的。这一点负税差距,对于真正的底层来说,已经是天壤之别了。”曹建说:“我为了找帮手,也到贫民区去过。那边的人,经常计较到匪夷所思的程度。不是因为天生小气,而是实在没有什么余裕,只能尽量节省任何一点支出。如果这是真的,那应该不会改宗这么慢的。”
“这倒不是。”普龙斯基摇摇头:“你那是在这座城里。这边,虽然底层人过得也很难,但大环境反而是相对有秩序的。一点政策上的差别,确实会对普通人产生影响。但大部分地方,应该并不是这样。”
“虽然不太懂埃及的情况,但我在罗斯地区长大,见过那边的真实情况,类推一下,也大概能明白埃及人的处境了。”
“那边是怎么回事?”曹建有些好奇。
“简单来说,就是税制啊,政策啊什么的,对平民是没有意义的。”普龙斯基告诉他:“在罗斯大地,很多时候,税吏的任务不是算账和丈量田地之类,而是找地洞。”
“为什么要找这东西?”王大喇嘛也不太清楚。
“因为农民总会把收成藏起来,就像仓鼠一样。”普龙斯基比喻道:“征税的时候,各种名目加起来,肯定早就超过了农户能承担的极限,肯定是交不起的。所以实际收税的时候,就是看他把粮食藏的好,还是税吏找东西的本事更强。”
“连拷打审问,有时候都没什么作用——反正只要存粮和留种被找到,农户全家之后就必死无疑,所以哪怕严刑拷打的效果,都是有限的。这种情况下,税制要求的比例也就根本没有意义了。”
“有些村社会进行暴力抗税,而统治者就会从城市召集人手,组成武装征税队,和他们对打。更多的时候,相对弱势的村社会选择各种软性的抵抗方式。这种情况下,往往就是刚才说的找东西比赛了。”
“我后来甚至想,是不是全世界都这样?”他摇头说:“我当初到大都来朝贡的时候,借着这个机会,找教会借了不少书。看起来,对于税制,大家的情况估计都差不多。”
“这东西,与其说是朝廷根据经济形势精心算出来的数字,或者什么深谋远虑的国家政策,不如说是打出来的结果。管理国家的人,永远希望能多收就多收;而被管理的人,当然是希望能少交就少交。自古以来,恐怕没有什么例外。”
“所以结果就是,上层越能打,农夫的实际税率就越高;下层越能打,农夫的实际税率就越低。所谓税率,大概也就是这么简单的结果吧。”
“埃及人和我们这边的斯拉夫人,战斗力水平是一个级别的——如果他们不更糟糕的话。”普龙斯基摊摊手:“那他们的统治者,有了多收一笔的机会,也自然也不会放过了。”
“这倒是能说得通了。”王大喇嘛点点头:“埃及人战斗力太低,所以不管是不是改宗了,当地统治者还是会尽可能搜刮完。这种情况下,对于各个宗教,自然比较……一视同仁。所有人都被刮到了极限的情况下,那也确实没什么差别了……”
“我的天……”连郭康都忍不住感慨了句。
“就我所知,埃及的拜上帝教农夫,仅仅是纸面上的赋税负担,就能达到六成到九成。实际承担的税收负担,肯定已经超过极限,让税率失去意义了。”王大喇嘛介绍道:“而当地天方教农夫,虽然名义上少承担一个宗教税,但其他苛捐杂税依然太多,负担还是会超过极限的。”
“那确实比我们还狠。”普龙斯基承认道:“我们那边,王公手里的国家领地,纸面上只收一半呢。贵族们自己的多一些,也就七成这样吧。一些教会领地,甚至只收四分之一,以至于有些教士真信了这个规矩,按这个数字去收的时候,能凭空招揽一个农庄出来。”
“你看,就算都是搜刮,多少也比他们好听些。这些人是真不要面子啊……”
“呃……”郭康一时不知道怎么回答了。
“而且我感觉,埃及人确实老实但固执,和叙利亚人的性格还是差别挺大的。说实话,有点郑昭宋聋的感觉,也不知道是不是哪里相似。”王大喇嘛摇头说:“他们那些话,我感觉整体上还是可信的。”
“好吧。”郭康最终还是选择了直接放弃:“那还是按你们调查的结果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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