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若是动不动就生气,岂不是着了伪乾的道了。
勉强调整好自己的心态,袁枢不发一言,就跟着文震孟曾躲在厅堂最上面的角落里,听着黄宗羲传遍整个厅堂的清晰嗓音。
黄宗羲发现了这二人的存在,但是却并未多言,就当他们是一般的旁听生。
黄宗羲虽然年轻,但是对于治国却有不素的见解,他在自己的《明夷待访录》里提及,积重难返之害。
“明夷”是《周易》中的一卦,其爻辞为:“明夷于飞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人攸往,主人有言。”
所谓“明夷”是指有智慧的人处在患难地位。“待访”,等待后代明君来采访、采纳。
而其中的积重难返之害,大意是三代的时候,只有贡、助、彻,也就是按田亩收实物税,到了魏晋,变为租和调,租是按田亩收粮食,调是按户收布帛,而到了唐时,又多出来庸,按人头收布帛或丝麻,赋税的租庸调体系成型。
唐时两税法改革,将庸和调并入到租里,而宋时不理会庸和调已经并入租里的历史,又开始收丁身钱米。
到了明时,一条鞭法将徭役摊银,并于田税,这也是第二轮摊丁入亩。但实际地方上有很多力差杂役没有免掉,比如最重要的里甲十年一轮。而后万历加新饷、练饷,并入旧之两税,也让后人忘了这两饷,只当正税就是增加后的数字。
从这里就看出一个规律,朝廷收税,先只按田收,后来扩展到户,再到人。
然后进行赋税改革,三项税收汇总到田亩上,由田亩摊分,当然总数是绝不会少的。这一轮稳定后,又开始将税收扩展到人户身上。之后再进行赋税改革,重复将税收根基按回到田地上,当然,转了这一圈,总数自然比前一次更多,每转一圈,民人的负担就重上一层。
其实,早些年黄宗羲著述这本书的目的,其实跟传统的文人一样,搞得是托古改制,就是描述我们老祖宗如何厉害厉害,我们是不是要跟老祖宗学习啊。
其实也是在改革的基础上,穿上一身古老的外衣罢了。
可是他来到大乾发现,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儿,这里一切都是新的,大家根本不需要这么玩,这让黄宗羲完全放飞自我。
甚至于主动在教室里,给学生下发作业,就是让他们寻找自己这本书的漏洞,并且完善他。
“愚虽然发现这积重难返之症,但具体如何医治,却只有肤浅之策,所以留下作业,让尔等各抒己见。”
在原本的历史里,此时的黄宗羲应在金陵参加张溥召集的金陵大会,经友人周镳介绍参加复社,成为社中活跃人物之一。
因为大乾提出的诸多策略,完美的迎合了他的内心思想,使得他心生敬仰,诸如大乾提出,以民生为本的思想,几乎与他提出的天下为主,君为客的观念如出一辙。
而大乾国主在救民主义提出的,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于万民之忧乐名师说到了黄宗羲的心坎里。
所以黄宗羲这个年轻人,义无反顾投身于大乾的阵营,并快速走上朝堂,走向了学问派。
而彼时,这些年楚行也没闲着,在楚冯氏的帮衬下,对于历史有了更进一步的研究,甚至创造出了类似于资本论一样的见解,并在救民主义之中进行了阐释和描述,黄宗羲研读之后,大呼痛快,并通过长时间的努力,已经学有所成。
可以说是,大乾救民主义的新的理论派开拓人。
他在理论上,某些领域已经接近楚行对于治国的理解,甚至于青出于蓝,在国子监任这文心楼的楼主,以解决实际问题的眼光来剖析历史,所讲内容被学生们视为“帝王之术”,每次开课,整个书院大半学生都会跑来听。
“秦何以一统六国”、“华夏从封建到郡县的转变”、“西域于华夏之要义”、“前明帝王成败”、“钱法三千年”、“丞相内阁之衍”、“州县兵政变迁”,一听这些题目,那都是以前帝王才可听到的治政密学,再隐秘不过的帝王之术,黄宗羲却是堂而皇之地在国子监开讲。
虽然内容还不怎么深入,观点也不成体系,但以实为基,以明得失为目的,听得学生们大呼过瘾,一个劲地庆幸自己没有学其他人跑掉。这般内容,换在北面的朝廷,甚至之前历代朝廷,都不会明以示人。
似乎是受了楚行时的提点,或者是感受到了新立大乾也正处于抉择路口,年前黄宗羲就将研究重点转到了更为实际的赋税制度上,他今曰所论,也有不少是从楚行时那搬运过来的,而楚行时的东西,自然又少不了后世诸多理论的影响。
今日借《明夷待访录》说到赋税,学生们早有心理准备,却不想等来的是黄宗羲对这积累难返之症开出的药方肤浅?并让学子们,补充完善。
“狂妄!”
袁枢直恼怒不已,下意识地就想起身驳斥,却被文震孟曾拉住了。
“听他说下去嘛……”
“经过在下的总结,积累难返之症的根结在二,一是君王朝廷无怜恤之心,欲壑难填,二是以钱以银为税,所税非所出。在下认为,解此症结,一是以所产为所税,二是重行方田之法,此二论皆书生之言,非治政之言。”
黄宗羲一点也没在意学生们的惊诧,继续侃侃而谈。
“钱银于天下之利弊,早前我们已经谈过,钱银兴,人世旺,此乃天道显于人世之理,若是要逆它,国将不国,民将不民。前明太祖和我先的想法一般无二,虽然难做到田税尽依本色,可在徭役力差一事,绝不愿银钱沾染,结果怎样呢?结果是嘉靖朝不得不行一条鞭法,否则再难维持政治。”
“我这里有一份方田之法,是一位同学延续我在《田制》一二三的说法,并进行进一步的拓展,我很欣赏这位同学的态度和努力,但是你们就未曾想过,夫子也会犯错吗?这本书是我早期的思想,其实就是书生怀古,老生长谈的内容,于治国并无多大用处,我想看到的是你们的见解,所以大家以后要多拿出来一些新的东西来。”
“早前我们也讲过了,三代行封建,秦后行郡县。根底已不一样。而赋税一事,更非单只朝廷与百姓之事,之间还隔着州县官府乃至田地属权两层。方田之法只论施政对象,不论施政者和经手者为何人,那就如书生一般,将自己代作朝廷和州县官府,只当是浑然一体,将天下与百姓比作白纸,肆意勾画,这不就是那般只知读圣贤书的迂腐之见么?”
黄宗羲显然是对这问题研究得很深,喷起早年的自己来,也是心气十足,不仅学生们都愣愣地听着,文震孟曾和袁枢直也按下了火气,要听他到底能丢出什么干货。
“当初的我,和如今的你们,对于这积重难返之策,并未完全看透。”
黄宗羲继续发着惊人之语。
“此症不止是在田税和力役上来回周旋,更是在朝廷与地方的正税和杂派之间来回周旋。”
“国要君王彰贵,养官备兵,要修城治河,地方州县也要兴教化,断是非,治安缉盗,修渠筑堤。但历来朝廷都不会任由地方在财事上坐大,但凡朝廷得力,留于地方州县的正税,只够供养官吏、学官生员等等。其他诸事,非得特例,都得靠地方民人自理。所以历代州县官府,在正税之外都有杂派,这无关贪腐,而是迫不得已的治政之策。”
黄宗羲接着说到,自秦汉始,徭役就是朝廷向地方“侵税”的战场。汉时成丁要服正卒、戍边和更卒三类。正卒和戍边都是当兵,期限不过两年,而更卒则是每年要在本地服一个月徭役,负责土木工程、驿传、漕运等等体力活,之后这更卒变为出钱代更的“更赋”,这钱自然就收到朝廷去了。
朝廷做的是大工程,办的是大事,可地方州县要修城廓,要造桥,要修水渠河堤,要组织民壮防火防盗,这些小事朝廷管不到也管不了,只好地方自己解决。一些临时工程可以由地方官出面筹措,一些长期工程,比如养更夫民壮等事情,那就得靠地方搭着正税来收杂派解决,杂派的根底就在这里。地方官贪腐,只是将自己的私欲又搭在了杂派上,而非是贪腐造就了杂派。
历代赋税改革的背景,都是朝廷原本的赋税体系难以维持,核心原因是,历代开国,规划财税制度均以僵化而理想的状态为基础,毕竟朝廷以外儒内法为治政思想,目标就是追求一个僵化而静态的天下。
但历史从不是静止的,天下也一直在变化,僵化的财税体系跟不上发展的形势。历代赋税改革的思路都很简单,将计税基础重新退回到相对还算僵化不变的田地上面。把田税丁税乃至地方杂派摊入田税后,地方靠着杂派组织起来,用于解决地方本地公共事务的税费也被刮到了朝廷腰包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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