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要浑水摸鱼,一点机会都没有。要是没有几分本事,当场漏了怯,大乾国主能当场将你轰出去。
在场所有官员都聚精会神忙碌起来,这可是入新朝的第一桩作业,怎么也得交上漂亮答卷,可主座上的楚行却侧脸掩嘴,打了个哈欠。
其实处理国务,他才是最辛苦的那一个,但是大战方歇,时间紧迫,却由不得安享太平,必须趁着伪明日子过得艰难的档口,抓紧把事情理顺。
对他来说,这一场大会就是走过场,该怎么分割地方和中央的财税制度,该怎么把摊丁入亩落到实处,深化改革,他早跟大乾王府的军机们和内阁大臣商量妥当。
这是新朝,他要推行的是全新的治政理念,当然靠南直隶这帮新投靠过来的臣子们定测。
但让这些地方官汇总他们所掌握的具体情况,也是完善所定政策的依据。同时让地方官员参与到定策的过程中来,也能让他们早日接受这一套新东西,毕竟新的治政体系里,地方官员依旧占着很重要的位置。
大乾朝堂的内阁和六部大多实际经手过地方政务,由摊丁入亩想到中央和地方的财税关系,这个弯转起来不怎么费劲,但他们提出的问题,也正如黄宗羲在国子监面对的问题一样,如何让新朝避免陷入这个怪圈?
“历代王朝,包括现在的大明,都没真正认识到银钱的本质。过去是条件不足,现在是堪堪差一线,但若我们小心调理,这一线也是补得上的……”
楚行的回答让大家还有些摸不着头脑,接着楚行的话,就让他们意识到,这是一桩涉及太广的工作,过程也将很是漫长,不过一旦开始,可是历朝历代都难匹敌的伟业。
“旧时各朝,都想让天下是一个停滞僵化的天下,将百姓束缚在土地上,男耕女织,不然他们把握不住。
可当银钱深入天下诸事后,如果能把握住银钱,就能大致把握住一个变化的天下。为此我们需要作很多工作,现在要做到第一步就是……”
楚行说出了让众人抽口凉气的举措。
第一,官府进一步下乡……
这项政策之前在山东施行的非常好,只是后来大乾攻城略地太快,以至于进度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到了最后甚至搁置了。
调整大乾的政治构架,以后不再是扶贫局自己折腾了,而是以全县代之。每县按地域和人口密度分划若干个乡镇,散而广之地为乡,密而聚之地为镇。而像扬州府府这样的城市,则分设几个区。
乡镇区只是称呼,并无其他不同,每乡镇区都设立名为“公署”的衙门,经办具体事项。
众人听这头一条就懵了,这就是将官员规模扩大若干倍!
之前还担心那么多官员无法得到安置,现在也不用担心了。只要你科举成功了,实习期过了,让吏部满意,那么你就可以去当官了。
现在来看,最大的问题是,钱粮怎么来?
钱粮怎么来?
这个问题可不能简单看官员俸禄,历代王朝给地方定了若干编制内官员,由中央财政供养。可那点可怜人力完全不够治理地方政务,都是靠着“杂派”,也就是地方税来解决。
中央对地方有诸多治政要求,以便能实在掌控地方,包括文档籍册,民间事务管制,这都要人来管,但又不解决经费,这实际是中央认可地方要自己收税。
可基于大一统、强干弱枝以及绝不多事等等儒法治政理念,中央也不愿跟地方明确划线,由此可以随时一张纸就将地方税卷走。
如果将这些杂派填实到地方,跟地方财政分割清晰,钱粮问题,自然好解决。
其他人则担忧,会不会压得民人更觉艰难?更有人直接跳脚道,宋时就有冗官之祸,这一策是谁献的?祸国殃民嘛!
楚行摇头感慨,儒法之念深入官心啊。
他止住了沸腾的人声,说出了第二策,官吏一体。
众人都不吱声了,他们一时没想明白其中的利弊。
吏员自然都是想当官的,但楚行这一招,实际等于是取消了吏员的生存空间,要让他们走到前台来。
结合刚才的第一策,就能看出,所谓官员扩容若干倍,实际是把所有吏员兜了进来。
若是吏员都按官员来要求,诸如回避、监察等等由朝廷落在官员上的管制,也都要落到吏员身上,他们担心,这一策既得不到读书人的支持,也得不到吏员的支持。
“我是很想事事都和衷而就,但有些事情,涉及根本,就只能以力而就。”
这一点楚行很坚决,表明即使两边都不支持,他也要强行推动。
“我大乾之官,都不再是管人之官,而是管事之官。当官就是做事,做人的那种官,得把事情做透了才能爬上去。”
这话也点出了官员还是有区别的,这也就是政务官和事务官的区别,但不同的是,绝大多数人都将是事务官,政务官的员额会很珍稀。
有人还是不理解,说民人各安其份,这天下就和乐融融,何须要那么多做事的?又有什么事可做?
有什么事可做……这就是儒法之国的根基,绝不愿多事。
因为他们要让社会僵化,因为儒法之国的官,真正要干的就是四件事:收赋税、兴教化、断刑罚、安乡境。但归结到底,后三件事也是为第一件事服务,而且是为朝廷收赋税。
从本质上说,官僚集权时代的王朝,地方官就是中央政府派驻地方的税务代理人。
在这个基础上,他自然没有主动意愿去提供“公共服务”,仅仅只是为了稳定税源,才必须提供一些最基础的公共服务,例如治安、救灾防灾和稳定人心,以及为中央输送人才的教育。
中央政府汇聚了全国的财税,提供的公共服务就只限于治理大规模的叛乱和灾害,以及抵御外敌入侵。说起来,最初封建制向郡县制演变,至少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社会需要更多的公共服务,比如治河和救灾。
要向近现代国家转变,关键不止在政治上层的权力中枢是什么面目,还要看基层政权是如何构建的。
将公共服务细化,推进到社会各个层面,这才是近现代国家的根基。而这个过程,在欧洲也是伴随着工业革命逐步完成的。
楚行为什么说还堪堪差一线,就是他治下的山东,还只有一丝萌芽,并未演进到那一步,这时候就需要他这个“英明领袖”来拔苗助长了。
从另一个方面看,政权深入到基层后,社会的组织能力也将更上一个台阶,资源的利用效率,内部的坚韧度将是古代国家难以匹敌的。
要推动官府下乡,就必须将现有的官吏体系打破,在这方面,吏员世家虽然有了上升空间,但少了灰色地带,要直接担责,并不会完全当作好事看。
读书人自然更是反对,他们读圣贤书,是治天下的,可不是像吏员那样当牛马的。楚行虽然还有牌,却不指望能完全消除矛盾,这事他就得抱定有艰难险阻也得干下去的铁心肠。
而众人下意识地想着,官多了,老百姓就要遭殃,这就是儒法治国理念的延续。
楚行要丢下乡的官员,甚至连带原本的州县乃至中枢官员,本质上都会有所改变,就如他所说的那样,官,不再是管人的,而是管事的。
以楚行要设立的公署为例,都是些什么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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