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4日,李延良一行军事参谋人员抵达静海县今天津静海区后,遂与秦军运粮车队分别。
在县城稍事休整一晚后,次日租了两辆马车,奔天津府而去。
当日下午4时,几辆马车进抵天津城郊外,便被无数的饥民给堵在了路上。
约莫有三五万人,密密麻麻,蜂拥朝东边的码头奔去。他们身上的衣服破破烂烂,几无蔽体,很多人已是饿得虚弱至极,连走几步路都要气喘半天。老人、儿童和孕妇全部挤在一起,饱受疲惫和饥饿之苦。
“什么情况?”甘长胜见赶车的老汉回转过来,连忙问道。
“回齐国将爷的话。”那名车把式恭敬地应道:“都是城里跑出来的饥民,听到码头有大船抵达,便都一股脑地向那边跑去。”
“是你们大秦朝廷运来了粮食吗?”
“虽然朝鲜战事停了,但伪明的战船还时不时地四处游荡,朝廷的运粮船哪敢走海路过来,怕不是要被人家给擒获了!”那名车把式摇头说道:“应该是你们齐国的移民船,或者是南洋几个藩国的移民船。嘿,还别说,这些移民船来了,一般都会装些粮食过来,在码头支几口大锅,熬煮些粥米,再烙些大饼,只要有上船跟着出海的,每人都能给管饱。”
“哦,看见这些移民船过来了,你们秦国官府也不管?”甘长胜笑着问道。
“咋管嘞?”车把式牵着马,将马车朝路边移了移,免得阻了那些奔行的饥民道路,“以前没灾荒的时候,官府还能将那些移民船拒之海外,不让它们靠岸,以防他们掠我大秦百姓。可去年到现在这波灾情,官府手里没粮食,又能怎么办?总不至于眼睁睁地看着百姓都饿死吧?依着我说呀,官府巴不得让这些集聚的数万灾民乘船出海,免得把人饿极了,生出些许事端!”
“瞧瞧你们大秦的朝廷,真是扯淡!闹个灾荒都这般应对迟缓,巴巴地看着治下百姓四处逃难。”甘长胜不无嘲讽地说道:“干脆都别当大秦子民了,跟着我齐国的移民船,去我齐国吃香的喝辣的!”
“嘿,那感情好!”那个车把式小心地四下看了看,随即转过头来,陪着笑说道:“要不是我家里老的老,小的小,心底里还有几分故土难离念头,说不定也趁着官府放松管制的时候,坐船到你们齐国发财去了!”
这些齐国人,一副高高在上的模样!
不过,谁让人家有钱呢?
哪像我大秦,虽然幅员万里,人口亿万,但还真没人家齐国富裕。
像他们这些“丘八”,据说一个月的饷银就是好几十块银元,别说秒杀我大秦新军官兵的薪俸,就是县里头的老爷都没他们高!
另外,你看他们吃的、喝的、用的,哪样不是“精致异常”。这灾荒年景,我大秦百姓数十上百万人衣食无着,可他们还天天寻摸着吃肉。饭后,还要喝茶,或者饮用那些味道怪怪的东西。
在我大秦百姓视为稀罕东西的蔗糖,人家就像吃盐一般,兜里随时都能掏出一把。
你说,都是同样的华夏族裔,齐国咋会变得那般富庶呢?
难道真的像人家说的那样,是我大秦朝廷太“扯淡”,不舍得给我们小老百姓花钱?
其实吧,若是与历朝历代相比的话,最舍得给老百姓花钱的朝代,还真的属我大秦朝廷!
虽然大秦取代前明,许多政治制度和治理手段也沿袭前朝,但大秦的底色却比明朝强出一头。就以朝廷的财政收入来看,“岁入五千万两”,都是远超历朝历代的。
根据各种详细资料显示,明朝每年的财政收入大约仅为300万两白银,不过,这只是单从货币上来讲,因为明朝有很大一部分收入是以纳粮的形式进行征收的。如果把这些粮食也兑换成货币来计算的话,明朝每年财政收入大概在2000万两左右,最高一年是万历三十年公元1602年,总收入达2295.3万两。
然而,哪怕是这最高一年的收入,跟大秦时期的年平均收入比起来,也相差甚远。
何也?
受齐国的多重影响,大秦繁盛的海外贸易,国内逐步兴起的工商业,再加上自身人口规模的增加意味着“纳税人”的增多,都使得朝廷财政收入较前明时期,有大幅增长。
据大秦户部统计,乾元四十年1722年,在政府财政收入中,5060左右来自于工商业,仅政府从进出口贸易中抽取的关税就占到了财政收入的15以上。
非农产业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国内、国际贸易才是大秦中央财政的主要来源!
另外一点,大秦的税收来源也比明朝较多。秦国的税收不同于历朝历代,除了对田地、工商征收赋税外明朝的商税征收就是一个笑话,还在关税、盐税、奢侈品进口税主要是来自齐国的玻璃、钟表、象牙、珍珠、玉器、珍贵木材等等方面上进行苛收。
粗略估算,大秦光人口就比前明万历时期的要多万历时期人口约为1.21.3亿,人一多所食的盐就多,盐税也就多了。再加上其他名目上的税收,以及纳税人增加,导致税收大量增加。
还有一个隐藏的原因,那就是这个时期大秦的通货膨胀较明朝严重多。此时的国库收入虽然高,可是商品价格也高,大秦的米、布、日常用品等等价格一直在上涨,国库的钱虽多,可购买力并没有随之大幅增加,呈现出了稍稍“虚胖”的样子。
尤其秦齐之间巨大的贸易往来规模,使得大量的白银流入秦国,相当于是间接地输入了通货膨胀,这就造成白银的实际购买力在呈缓慢而坚定地下降。
朝廷有钱了,自然能做的事情就多了起来。
除了发展武备,开疆扩土,以消除北方和西北边患外,那就是埋头理政,夯实国内统治基础。驿道、铁路、码头、治河、修堤,兴建农田水利,大秦每年都会为此投入数百上千万两白银,积极改善国内各项基础设施条件。
另外,对于灾荒年景的赈济和救助,朝廷也并非像“某些人”所说的那般扯淡。
好歹都是大秦子民,更是关系到统治基础的稳定,作为一个皇帝,如何会在灾荒时期,不加任何赈济,而任其自生自灭?
不要忘了,包括齐国、北明,以及众多南洋汉人小国于旁窥视,无不挖空心思要“拐带掠取”我天朝子民。若是朝廷方面,在面对灾荒时毫无作为,岂不是为“外人”所趁?
更让大秦朝廷引以为忌的是,前明的崩溃,就是灾民四起,流民荼蘼天下,继而才有大秦太祖孙可望于野趁势奋起,从而以秦代明,建朔立基,成就大秦王朝。
早在孙可望还为秦王辅政时期,就参照了齐国的防灾救助模式,制定了一系列细致的“荒政”之制,即救灾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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