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数千年历史,虽然在社会中没有形成统一的宗教信仰,但先祖们对于自然依然是心存敬畏的,从先秦时代开始,人们就十分注重按照自然法则行事的原则,很多行为规定都是为了顺应“天意”。
在传统文化中,人们以白昼为阳,以夜晚为阴,而“阳动”和“阴静”是古人心中的不二法则,由此为了顺应这一规律,古人便很少在夜晚出行。
而且当时也没有任何夜间照明设施,在夜间出行本来就很容易受到野兽的袭击,或者因为看不清路而发生意外,古人们便逐渐形成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方式。
历代王朝统治者为了维护百姓的安全,也在人口大量聚集的城市当中设置了宵禁的制度,规定人们在入夜后不得随意外出,更不能在路上自由行走。
即使是奔丧这样的事情,也不例外。
只有在父母去世的时候,才能“见星而行,见星而舍”,稍稍给予一点特权。
由此也能看到,历朝历代对于宵禁的严格态度。
为了更好地管理宵禁,还专门设置相应负责司夜的官员。
在周代这些官员被称为“司寤氏”,他们主要负责观察星辰来决定和通知每天宵禁的时间,以及在路上巡查逮捕违反宵禁之人。
宵禁一般开始的时间在一更三点,解禁时间则为五更三点。
嗯,大约是现在的晚上八点到次日凌晨四点二十分。
这一规定从周代一直延续到了明代,始终都没有太大的改变。
虽然宵禁在历朝历代一直都是重要制度,但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也可以适当解禁。
比如在先秦时代,每当周天子祭天的时候,由于百姓需要帮助官员进行准备,祭礼前一天的夜里,就是不实行宵禁的。但这种解禁实际上是一种徭役,并不是赋予百姓的福利。
真正为了百姓而解除宵禁,则要到武周在位时期才出现。
是时,武则天为了庆祝上元节,规定在正月十五、十六两日解除宵禁,允许百姓张灯结彩庆祝节日。
在第一次解除宵禁的夜里,长安城中的百姓纷纷走上街头点燃烟火,有了“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的盛大景象,这也成为了我国闹元宵传统的开端。
到了前宋时期,工商业经济发展取得了极大的进步,国内各市镇中住满了从事手工业的市民阶级。相较于农民他们有着更加丰富的娱乐需求,传统的短期解除宵禁已经不能满足他们了。
于是在仁宗时,便进一步开放宵禁制度,从冬至之后,东京汴梁城内的便不再实行严格的宵禁。直到元宵节之前,百姓们在夜间都可以随意出行活动,这让无数百姓很早就能够感受到新春的节日氛围,闹新春的传统,自此开始定型。
这也使得整个前宋时期,出现了高度发达的夜市经济,市民娱乐文化也取得了蓬勃的发展。
到了大明代元而立,神州复统,随着正常的国家秩序重回正轨,永乐皇帝明确规定从正月十一日开始,其后十天都为元宵节“假期”,在这段时间里各地将解除宵禁。
此后的近两百年中,这个制度没有出现任何变化,其也成为了大明百姓一年中最期盼的日子。
秦随明制,城市的宵禁管理自然也继承和延续了惯有的制度,即使南京、苏州、广州这等数十上百万人口的大城市,到了入夜时分,也禁止居民随意外出,自由闲逛。
即使,那些吃花酒、玩花魁的风流之辈,想要整夜寻欢,那也只能老老实实地待在青楼画舫之中,而不能自由狂放地携妓于城中游走呼号。
而在齐国境内,尤其是汉洲本土,却是截然相反的情形。几乎所有的城市是没有宵禁制度的,只要你精力旺盛,而且荷包充足,可尽情地在街市中游荡,也能在灯火通明的“勾栏瓦舍”和琳琅满目的店铺里驻留不走,甚至可以驾着马车在空旷的道路上狂奔,感受速度与激情的快感。
随着夜幕深沉,长安城里的街灯和招牌仿佛更加明亮了,市井里弄也变得嘈杂起来。
街上行人络绎不绝,车马喧闹。一个个古色古香的小摊贩摆放在路边,散发着香气,一边招呼着过路行人,一边卖着各种小吃和小玩意儿。
前宋时期的汴梁盛景,大概也是这般情形吧。
细细凝视,夜市中那些华灯闪烁的楼房、招牌招摇的商铺、摊贩摆满的商品,仿佛都在极力地张扬这座城市的繁华和喧嚣。
“我要回去了。”玉娘恋恋不舍地看着眼前的热闹街区,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要是真的能留在齐国,那该多好呀!
“哦,那我送你回去吧。”柯广永听了,温润地笑着说道:“明日还要登台,是要早点休息。”
玉娘侧头看了看跟在身后被班主派来的两个“尾巴”,咬了咬嘴唇,低着头,朝戏班租住的旅社慢慢走去。
早在刚来齐国时,她对于一个女子抛头露面地游走于市井当中,尚感到一丝顾虑,更不消说与一个青年男子同行,心中是更为忌惮,觉得会被人斥为有伤风化。
后来,发现齐国的城市里,不论是中老年妇人,还是二八俏丽的少女,均是大大方方方地行走于街道之上,甚至还有亲密的情侣、恩爱的夫妻相携而走,并不特别避讳什么男女大防的禁忌。
因此,当十余天前,柯广永邀请她在戏剧表演结束后去街上逛一逛时,仅仅犹豫了片刻,便拉着几个同伴,随她一起游逛长安城的夜市。
相较于建业、广陵和大兴几座工商业发达的城市,作为帝国政治和文化中心的长安,整体物价明显要高出不少,让人不禁生出“居长安,大不易”的感叹。
毕竟,这座城市里聚集了大量的王公贵族、高官显贵,以及那些醉生梦死的外邦王爷和避难至此的昔日他国权贵,无数的财富在这座城市流淌,自然推高了城市的物价水平。
要知道,长安城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前明时期的北京和前宋时期的汴梁,是一座政治性的城市,也是一座消费性的城市,它自身并没有多少成规模的重工矿企业,只有寥寥数百家食品、纺织、服装等轻工企业,在保证了帝国都城的优良环境的同时随着齐国工业化规模的日益扩大,汉洲本土许多城市都存在不同程度上的环境和空气污染,也使得它在很大程度上需要帝国其他地区的供养,方才维持整座城市多达四十余万人口的日常所需。
好在,长安的东边是帝国第二大工业城市大兴,西边是广阔的农牧业产区,南北两边几个府县均有储量丰富的煤矿资源,再加上以长安为核心的铁路交通网,足以保障帝国的都城可以获得源源不断的各类物资供应。
而且,因为聚集了太多的有钱人,使得长安的商业和服务业极为繁盛,来自世界各地的稀奇玩意都能在这里能买到。
到了夜间,除了茶馆、会所、剧院、酒肆、饭店等场所堆满了人外,夜市小摊、街边店铺、商品市场也是人头涌动。
这一切,都充分显示出齐国的经济发达、市场高度繁荣,更是证明齐国人的荷包里确实有那么几个小钱。
“柯兄,你怎生在此?”
就在两人徜徉在喧杂的街道上,突然几个年轻男子从他们身边匆匆跑过,但片刻之后,又拐了过来,一把将柯广永的胳膊抓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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