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民如子固然精彩,可游客们更喜欢听的是斗奸臣,怼昏君等激烈对抗性质的故事,在李一瀚李公身上可有?”金华斌听了李村长的一段故事后问道:“记得李公与严嵩处于同一时代。”
李村长来劲了,道:“这倒真有,听我慢慢道来。与面对百姓时的侠骨柔肠不同,面对权贵豪强,先祖李公则是铁骨铮铮,疾恶如仇。就任安福知县时,一位姓沈的御史到安福,对李公公事公办的接待很不满意,认为是对自己的怠慢,当众大发雷霆。但李公视安之若素。御史是干吗的啊?专门挑官员的毛病上奏皇帝的!沈御史百般挑刺,结果竟然挑不出李知县的一点毛病,不禁深感敬佩。面对御史的称赞,先祖李公居然一样无动于衷,也没表现出怎么高兴的样子。沈御史叹道:“李知县真可以说是宠辱不惊了。”
金华斌点了点头说:“由此看来,沈御史乃是性情中人,并非奸臣,故事虽精彩,但正反之争并不激烈。”
李村长搓了搓手说:“精彩的在后面,先祖担任江西按察司佥事时,当朝宰相严嵩虽然家在袁州,但产业都在南昌,家人仗势胡作非为,先祖一点也不顾情面,都依法予以严惩。严嵩当时权势熏天,生性奸险,一句话就能决定别人的生死,很多江西士大夫奴颜婢膝自认干儿子,或者与严府的家童奴仆结为兄弟,所以升迁都很快。只有李公与另一位林佥事与众不同,风骨铮铮,矜持自守,所以五六年都没有得到升迁。一次进京,自然得拜会朝廷首辅严嵩,其他官员都带着厚礼,多的有“数百金”,只有李公是空手去的。见面时,严嵩对他说:“李先生资历很深了啊。”这句话耐人琢磨,“资历深”就是你李某人在这个“佥事”职位上很久了,一直升不上去,知道为什么吗?想升官吗?李公淡淡地说一句:“还有比我李一瀚资历更深的人呢。”升不了官的人多了去呢,无所谓!后来,李公还是升迁了,当了山东参议。当时山东的风气是,官宦人家田地多,但都赖着不交纳田赋,乡里百姓田地少,田赋却交得多,因为官宦家拖欠的赋税要大家分摊补齐。有个编修叫梁绍儒,是严嵩的干儿子,最为牛气冲天,一直不交田赋。李公到任后严令追缴,梁绍儒跑去找干爹,严嵩无奈地说:“李某人岂是可以说情的人?”梁绍儒知道势不可挽回,勉强交了一半的粮。李公不依不饶,全部征收才罢手。”
故事确实精彩,但也只是斗倒了严嵩的一个爪牙,应当是李一翰官小职微,还不值得严嵩视他为对手,不知后来他的仕途顺利后,是否正直依旧呢?带着这个疑问,金华斌静静地听着李村长继续往下说道:“先祖李公一瀚任职大部分时间担任的是“谏官”,专司对君主的过错规劝之职。所谓忠言逆耳,历史上有“文谏死”的说法,尤其是明代皇帝是历史上最为严苛刻薄的,稍违心意,不管多大的官都有可能在朝堂上“廷杖”致死。所以很多“言官”选择沉默来保全性命。李公在《开言路疏》上指出当时“言官”杜口结舌、三缄其口的风气:“居科道者,搜讦小事以塞责,或泛论迂缓以免祸,至于国家之大典礼,相臣之大奸匿,生民之大利病,一切不敢以闻,徒有相与腹诽而已。”但李公不同,他屡屡犯颜进谏,敢于“逆龙鳞、撩虎须”,践行了“职无虚设,禄岂妄干”的祖训。族谱中还留存《谏止南关城壕疏》和《开言路疏》两篇谏疏,字里行间,其为民请命、谋国尽忠的胆识和远见跃然纸上。嘉靖二十一年,蒙古铁骑大规模突入边塞,朝廷大惧,议决于居庸关之南的南关东西延袤二千里,动工筑城墙、挖深濠。御史李一瀚毅然给嘉靖帝上《谏止南关城壕疏》,直言筑城挖濠御敌是个不可行的馊主意。在东西延袤二千余里区域筑城挖濠,要花多少人力物力?而今日动用了二十万工,“仅得盈丈之壕,七尺之墙耳”,民间财力已经不堪承担,而且已弄得民怨鼎沸了,旷日持久何以为继?他对已被敌人吓破胆的嘉靖皇帝说,只要“选兵淬锋,分布要路以豫于外;筑墩立栅,屯兵储粮以备于内”,内外夹击,敌人又能逃到哪儿去呢?朝廷最终接受了李公一瀚的建议,停止了这一劳民伤财而且示弱于敌的决策。《开言路疏》则严词批评了嘉靖帝拒谏饰非的行为,其言辞之犀利大胆实为罕见,今日读来仍觉酣畅淋漓。他指责嘉靖帝深居西范专事建醮修道,不理朝政,对九庙化为煨烬,阴谋起于萧墙,北虏侵扰不止,公卿将相贿赂公行,藩司郡县贪酷无忌等等乱象闭耳塞听,反而残酷钳制诤言:“登位以来,屡罪言者,一言触讳,即擒拿箠杖,动至五六十棍七八十棍,其即时致死者,指不胜屈。其有幸而复生者,则禁诸犴狱,或谪之下僚,或编民口外,或遣戍边庭。”导致满朝官员杜口结舌,对国家安危置之不问。他指出,历代“愚君暗主纵欲妄动,拒谏饰非”,结果都将步“桀纣之迹”。为此要求皇帝改正错误,为所有受冤屈的诤臣平反,广开言路,以保国家长治久安。”
听到李村长情文并茂,一字不落地把先祖李一瀚的《谏止南关城壕疏》和《开言路疏》背下,金华斌不禁动容道:“鲁迅先生曾发文称赞方孝孺正直而迂的性格为台州式的硬气,李一瀚这种“批逆龙鳞以求珠”的大胆直言,颇有方孝孺等直臣之风。”
“多谢金先生对先祖之赞,先祖的运气比方孝孺幸运多了,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他被连续升迁了五次:升陕西布政司参政,遂转按察使,升山东右布政司,升应天府尹,一个月后升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可惜天不假年,在赴任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途中,病故于杭州,获明穆宗皇帝诏赐祭葬,并在吴时来等的倡议下,列入乡贤祠。”说罢对他躬身行了一礼道:“祠堂修复一事就拜托几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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