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2月18日,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党副总裁、国民参政会议长汪精卫叛逃!
委员长在日记中写道:
“闻汪先生潜飞到滇,殊所不料。当此国难空前未有之危局,不顾一切,借口不愿与工农党合作一语,拂袖私行,置党国于不顾,岂是吾辈革命党员之行动乎。痛惜之至。望其自觉回头耳。”
汪精卫是早期追随国父的革命志士之一,又因刺杀摄政王载沣一事在国内外暴得大名,在国党内也是排名前几的大佬,如果不处理好汪精卫事件,不仅会降低委员长在党内的威信和统治力,甚至可能造成国民党派系分裂,以及全国统一抗战路线。
在经过两天慎重的考虑之后,委员长终于做出了处理汪精卫出走事件的处置方式。
派人立即通知英美大使馆,称汪精卫“并未获得授权去向任何人谈论和平问题;中国不仅不会考虑日本人的和平条件,而且正在积极准备付出更大的努力继续进行抵抗”,向英美表明抗日的态度,避免因汪精卫出走,影响了争取外国援华制日的外交策略。
公开发表声明,斥责日本人意图侵略中国的狼子野心,表明抗战到底的决心,也是向汪精卫一行人表明态度,间接劝其迷途知返。
为此,委员长特别发布了《揭发倭寇阴谋昭告世界》:
“灭亡中国之计划与工具已经一切齐备,其侵略并吞之手段与心事已毕露无遗,所缺者只待中国受其欺蒙、受其威胁而向之屈服,上其圈套罢了。事实已经明白显露到这个地步,如果我们还要想在虎颔之下苟求余生,想以和平妥协的方法求得独立平等的生存那就无异于痴人说梦。
表明汪精卫出走是其个人行为,并无政治意味,同时动员报纸舆论不要为难汪精卫等人,避免过激言论将汪精卫逼上不得不降的境地。
“汪先生此次离渝转赴河内,实为转地疗养,纯系个人行动,毫无政治意味。此行不仅与军事委员会无关,即与中央与国民政府亦皆毫无关涉……故外间一切猜测与谣言,国人必不置信。”
他还给汪精卫留了一丝余地,可是,汪精卫在叛国的这条道路上已经永远不会回头了……
……
孟绍原,身先士卒迭歼钜寇,忠勇奋发达成任务有事实证明,歼灭顽寇获致胜利。特授三等宝鼎勋章!
孟绍原又多了一枚勋章!
“你救了夫人,很好。”戴笠的语气平和:“不过,这事不宜大事声张,所以你的这份功劳也就没有了。”
“报告戴先生,绍原不为立功而来,只为报效党国,报效领袖!”
“有这个觉悟好。”戴笠微微点头:“委员长和夫人,让我代他们转达谢意。委员长同时嘱咐你好好干。”
“多谢委员长勉励,绍原一定不辜负委员长信任!”
“绍原啊,有件事要和你商量一下……”戴笠欲言又止。
不好。
大事!
戴笠居然用了这样的语气?
孟绍原提心吊胆:“戴先生,什么事?不会有谁要砍我的脑袋吧?”
“砍你脑袋还用和你商量?”戴笠啼笑皆非,随即正色说道:“刚刚我接到长沙方面密电,我军统局长沙站站长何秀明忽然暴毙身亡。”
暴毙身亡?
“长沙是个大站!”戴笠皱着眉头:“可最近一段时候,却接二连三的出事。日军占领武汉之后,中日暂时出于相持阶段,可是日本人的下一个目标,一定是长沙。为此,之前何秀明派遣了一个特工队,秘密潜入新墙河东南岸日军控制区进行侦查,可是特工队刚刚到达的当天,就被日本人给一锅端了。
之前,我们费尽千辛万苦,派遣了一个同志打进了日军内部,在101旅团担任高级翻译,代号‘鸽子’,由何秀明直接领导,可万万没有想到,他的身份忽然暴露,被日本人所逮捕。”
长沙站内部出问题了,而且问题就出在何秀明的身边。
“内部一定出现问题了。”戴笠把孟绍原的心里话说了出来:“能够知道这么绝密情报的,有四个人,长沙站站长何秀明,副站长甘海源,书记阮逸泉,作战总指挥窦立新。本来我还怀疑何秀明最有嫌疑,可他忽然死了,而且死得不明不白。”
“是不是要我奔赴长沙,找到这个内奸?”孟绍原明白了。
戴笠点了点头:“没错,就是这个意思。长沙的局势比较复杂,甘海源、阮逸泉、窦立新都是老资格了,要人有人,要权有权,派其他人去,一个处置不当,很容易激起内变,而且将会使得人心涣散,兵无斗志,所以我想来想去只有你去最合适。”
“戴先生,按您这么一说长沙是个鬼门关啊!”孟绍原顿时叫起苦来:“长沙我一点都不熟悉,人家都是地头蛇,强龙还不压地头蛇呢。我看那,干脆您一个命令,把他们以开会的名义全部召回重庆,然后逐一审问,不就什么都弄清楚了?”
“那么简单我要你去做什么?”戴笠一瞪眼睛:“这三个人都是有功之臣,甘海源和阮逸泉还得到过委员长的接见嘉奖,而且军统长沙站是他们一手建立并且壮大起来的,如果查来查去他们没有问题,他们心里会怎么想?还会那么卖力的为党国效劳吗?”
说到这,口气放缓不少:“绍原,你好歹也是上海区代理区长,级别和他们一样,而且人机灵,反应快,遇到危险能够用自己的办法处置……这样吧,这件事办妥了,你这个‘代理’两个字可以去掉了。”
戴先生,戴局长,戴老板,您这是大棒加胡萝卜一起上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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