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胁坂次郎的护送,一路上算是有惊无险。
之所以叫有惊无险,这一路上一共遭到了两次游击武装的袭击。
也不知道是国军的游击队,还是四路军的游击队。
总之乒乒乓乓打的非常热闹。
负责护送的五名日军,还是很有军事素质的。
遭到袭击之后,他们立刻就地构筑防线。
他们并不主动出击,而是凭借汽车和地形防御。
他们也很清楚,这些游击队一旦攻击不利,担心会吸引到附近日军,很快就会撤退。
孟绍原也在那里想,九死一生都过来过了,万一真的死在自己人的手里,那可就太不划算了。
还好,孟绍原活着进了武汉。
孟绍原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你不能给他一丝缝隙,但凡只要让他看到一丝光亮,他就会像条泥鳅一样钻进去。
胁坂次郎成了他的护身符。
用来让他在武汉能够相对自由活动的一张护身符。
武汉沦陷之后,武汉便沦为了人间地狱。
国民政府的军队从武汉撤退时,曾经留下不少的粮食在汉口特三区天主教堂内堆着,准备给未及退出的难民果腹。
日军侵占武汉后,将特三区里的难民全部赶了出来,难民的粮食完全被日军夺去了。
但是,日军虽然夺去了堆积如山的粮食,却无法搬运,走遍武汉市区,也拉不到一名壮丁。
于是竟异想天开,以“怜恤难民”为名,印制许多传单到难民区散发,传单上面规定,每个难民可以自带扁担箩筐至天主教堂买米,每担米只要法币五元,以示赈济;凡是买米的人,只要有扁担箩筐随身,即可通过敌军哨岗,不需通行证,抵达天主教堂后,先交款领证,在证上填明“劳苦者”,“营商者”,“自食者”,然后凭证挑米。
饥饿中的难民,得此消息,不知是敌人鬼计,纷纷前往购米,果然沿途毫无留难,而且挑米时,每石米还可另送一斗或数升,在场的日军和汉奸对难民说:这是皇军的特殊恩惠。
哪知挑出天主教堂后,沿途布满哨岗,哨兵,命令难民依其指定的路线行走,不久便到了江边,所有的米都被敌兵迫令挑上敌军运输船,难民才知道是上了当。
上船后,扁担箩筐完全不准带走,身体不壮的人就被赶上岸,身体稍壮的人都被扣留在船,听敌军使用。
此外,日军还在武汉到处穿堂入室,抢掠财物,如“太平洋”、“璇宫”、“扬子江”……等大旅社的器具什物,都被运上敌船装走。
普通居民的门窗,也被敌军和日本浪人拆去。
武汉市民更是苦不堪言。
最有名的就是三块砖和八块钱。
此时的武汉市民完全失掉了自由,如果没有由汉奸或日本浪人手里买来的“通行证”,休想出门一步。
即便有“通行证”在手,行路时也得小心,经过敌军岗哨时,必须脱帽鞠躬才准通行,否则便要尝尝“三块砖”刑罚的滋味。
所谓“三块砖”,一块砖垫住膝头跪下,一块砖捧在两手中高高举起,一块砖顶在头上。
在这种境遇中,另有一种人,借机敛钱,作活通行证,那便是白俄。
凡是无“通行证”而必须出门的人,都要请一名白俄领路,沿路向日军哨兵敬礼,便可通行,这种领路的代价,每次法币八元,而且包接包送。
有几个住在法租界内的人,便是用这种方法,由法租界至特三区,又由特三区回法租界。这是日军有组织的敛钱方法,白俄所得的领路费,只能收用一小部分,大部分要献给日军。
除了“通行证”外,又有“良民证”。
日军对武汉的管理十分严格。只有在武汉的常驻人口才有可能被颁发一本所谓的“良民证”,如果是从外地逃难来汉的人根本无法取得该证。
持有这个“良民证”的居民,每天要将证件放在自己的身上以备抽查。
当时在武汉很多要道都设置检查的关卡,没有“良民证”的人随时有可能被抓。日军将所有的居民每10户绑定在一起,彼此保证不违抗日军的管理,不参与地下反抗组织等活动。
只要10户中有任何一户的家人出现上述行为,其他9户都有可能遭受牵连,甚至被杀害。
至于孟绍原那个时代,电影电视里在武汉来去自如的中国特工,大杀日寇汉奸的场面,根本就不可能出现。
秘密的抵抗组织有,但他们充其量只能在日军驻地附近进行一些小的破坏活动。
而他们最大的成就,就是将武汉城内的情报秘密的传递出去。
军统曾经想在武汉进行一次暴动,结果还在筹备,就是因为“良民证”和“连坐法”,让这次行动彻底暴露,军统四人被击毙,十四人被俘。
“良民证”是日本人的一大“发明”,这本小小的证件,在抗战前中期帮了日本人的大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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