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2月1日,孟绍原带着一群孩子安全回到上海。
从去年12月他奉命紧急赶往重庆,到一路兜兜转转回来,他离开了这座城市两个月。
亲切、陌生。
变化很大。
两个月的时间里,军统上海区和日本方面的斗争从来都没有停止过。
根据统计,从1938年12月,到1939年2月这段时间里,双方总计爆发大大小小枪战127起,平均一天两起。
军统方面死亡、被俘、失踪人员为68人,此数字未统计军统外线成员。
这些外线成员往往是最艰苦的,他们不是军统注册人员,但承担起了大量的工作。一有行动,往往都是这些外线人员率先出动。
但是出现伤亡,抚恤、补助金少得可怜,有的甚至没有。
上海站还算好,有走私底子在那撑着,孟绍原又财大气粗,规定外线人员伤亡一律按照正式在册特工标准补助。
可别的城市大部分站、区,这一群人是生活在特务链最底层的。
而这一时期,也标志着军统和日特方面的斗争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高潮。即“民国二十八年上海全面战争期”。
此一时期的特殊之处除了上海公共租界的特有因素,还在于双方都兵强马壮,精英云集,已经有了决战的条件。
尤其是日本方面,土肥原贤二亲自坐镇,并且在得到了李士群之后,如虎添翼,日本方面认为已经有了重新夺回公共租界主导权的优势。
不过,在这一问题上,李士群却秉承了不同的看法。
他认为不应当和军统争夺主导权的问题,而是应该采取全面封锁,把军统的势力死死的困在公共租界内,使其身居孤岛,无从施展。
而在日控区,则集中力量采取全面检查,把散布在各处的军统特工逼回到公共租界。
不得不说,这是一条非常毒辣,也完全可行的计划。
孟绍原在大上海之所以能够呼风唤雨,依靠的就是以公共租界为大本营,和日控区交相呼应。
土肥原贤二在深思熟虑之后,再度采用了李士群的计划。
全面战争期到来,军统上海区最困难的一年也行将出现。
孟绍原熟悉这些,而他这次回到上海,就是要力争改变这一局面,让日本人重新回到他想看到的正确轨道上来。
孩子们一回到上海就被安顿好了,他们会重新接受教育,重新开始一段全新的生活。
而戴笠的一份电报也提前到了。
鉴于孟绍原之前的出色表现,戴笠兑现了自己的承诺,正式任命孟绍原为军统局上海潜伏区区长。
“代理”两个字终于去掉了。
而且在电报最后,还提到了鉴于南昌方面情报机构遭到日方破坏,由上海方面抽调出一个小队,加强南昌方面情报力量,主要任务为监视南昌该地动态。
孟绍原立刻回电接受任务,同时把自己带着孩子们从武汉到上海的事情汇报了一下,同时还汇报了自己所“掌握”的四路军游击队方面的情报。
戴笠的回电也很快到来,大致意思就是这些孩子们的父母有些是党国军官,有些是社会名流,孟绍原做的很对。
随后话锋一转,对其提供的所谓四路军鄂南游击纵队第二支队的所谓情报不可信,并且还说道:
“花花肠子不要多动,迫不得已一次合作尚可理解,来往频繁则属危险举动。你为一地最高军政长官,一举一动,皆有人看。宵小之徒,落井下石不足为奇,慎之,慎之!”
言外之意不难理解。
这一次就算了,可不知道有多少人在等着看你孟绍原的笑话,在等着你孟绍原出问题,千万不要被这些人抓到了把柄。
孟绍原也知道戴笠是真爱护自己。
一地最高军政长官?
可不嘛,上海是沦陷区,自己可不就是这里的最高军政长官了?一想到这,孟少爷又忍不住有些洋洋自得起来。
吴静怡先详细汇报了这两个月的工作,接着又说起了自己之前遇险的情况:“这次差点就要殉国了,还好接到了‘天鹅’的电话,只是到现在我都不知道打这个电话的人是谁。”
是谁?
不是田七就是苗成方。
孟绍原心中一片雪亮。
“季云卿已经彻底投敌。”吴静怡随即汇报道:“他和吴四宝是目前日本人在公共租界最为依赖的力量,根据事后调查,这次季云卿吴四宝的打手也大批出动。”
“日本人封锁租界,那么租界内依靠的就是这些人。”孟绍原在那沉吟一会:“看来上次还是没有把他们打疼。李士群的这条计很毒,要是我们真的被困死在了公共租界,等于就断了一条胳膊,得打破这条封锁,得让日本人认为光依靠季云卿和吴四宝是不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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