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4月,对于上海的日特和汉奸来说是难熬的一个月。
在这一个月中,“放假”的孟绍原频繁出手,小动作不断。
的确都是小动作,今天打这里一枪,明天摸那里一把。
可就这让人防不胜防的小动作,让日本人和汉奸伤透了脑筋。
上海的汉奸商人们在这一个月里损失惨重。
先是一个工商联合大会,被狠狠的敲诈了一把。
接着强行推行爱国公债,又让汉奸商人们苦不堪言。
孟绍原只用了二十八的时间,就成功发行完了价值两亿法币的爱国公债。
史称“上海奇迹”。
只是,这个所谓奇迹的背后,是汉奸商人们一把把的血泪史。
暴力征收、暴力推行、暴力讨债。
就没有孟绍原和军统局上海区做不出来的事情。
在成功发行完两亿法币的爱国公债后,孟绍原慷慨的从自己二千万的奖金里,拿出了两百万法币犒赏部下。
这位孟大少爷,平时的时候吝啬的要命,但正经犒赏起部下来,那是从来不会皱眉头的。
军统局上海区大大小小的特务们欢呼雀跃,以李士群、季云卿为首的汉奸却倒了血霉了。
季云卿不但亏掉了一套花园洋房,而且还要为在市场上大量出现的日圆伪钞承担相应责任!
这又是日本人惯常使用的手法了。
一旦面对上级的质问拿不出应对方案,那么推出一个替罪羊显然是大家所乐意看到的!
季云卿就是那个倒霉的替罪羊。
日本人再清楚不过,季云卿被骗了,他也是一个受害者,然而问题是,这些假钞,真正是从他那里流通出去的吧?
你不来承担这个责任,谁来?
汉奸啊,汉奸啊!
当然,对于日本人和汉奸来说也不是一点好消息没有。
1939年4月,在和日本特使影佐祯昭经过数次密谈后,汪精卫正式决定回上海。
在汪精卫看来,上海远比自己去广东或者香港更加合适。
用汪精卫的说法是:“跟这些地方相比,上海有租界,行政权还在外国人的手中,而且是世界上数得到的暗杀横行的地方,敢于进入这一危险地区的行动,反而会体谅我的爱国运动的诚意。”
汪精卫苦心孤诣,力求把自己的活动同“卖国”两字截然分开,当然这也只是一种自我解嘲而已。
当时影佐祯昭未加任何评论,只问道:“先生要离开河内,准备如何与越南当局接洽?”
汪精卫回答道:“总以不给予越南当局任何刺激为主,现正在研究接洽的方式。我想,越南当局对于我留在此地,必然感到烦虑,如一旦我要离开此地他往,他们断无不予赞同之理。”
影佐祯昭又问道:“那先生将怎样离开此地?敝国政府已准备了一条五千五百吨的货船,以供先生的应用。”
汪精卫随即说道:“谢谢对我的好意,但我已经租了一艘法国的小船。”
影佐祯昭不太放心:“这艘小船是多少吨位的?重庆政府对先生已下通缉令,在中国沿海航行时,需要特别小心。”
汪精卫回头问周隆庠,告诉影佐祯昭,这条法国船是七百六十吨。
日本人听了,感到十分吃惊,如此一条小船,怎么可能将汪精卫一行载到上海?
但汪精卫执意地表示:“这一条小船,虽然可能会发生危险,但战后我第一次去上海,如乘坐贵国的船只,对于和平运动,或会使人发生很大的误解。我准备在海防上船后,一路航行中,请你们的船跟在后面,如万一有意外,彼此还可用无线电联络。”
话谈到这里,三个日本人已经明白了汪精卫离越的“原则”。
汪精卫脱离河内的具体事务由陈昌祖一手负责。经过几天的联络交涉,越南当局也明确表示同意汪精卫离境,并答允出动警察,自汪宅至码头沿途加以严密保护。
同时,陈昌祖又绘制了为汪精卫租来的**“冯福林哈芳”号停泊的地点简图和无线电联络用的符号及其应该详细注意的事项,交与日本方面。
为了安全起见,又按双方制订的“细目”,将“冯福林哈芳”船上的全部中国水手统统解雇,改雇越南船员。
另外,又添装淡水,购备粮食等,这样忙碌了三、四天,全部准备工作才算完成。与此同时,日方也在紧锣密鼓地准备着。
4月21日上午,影佐祯昭和犬养健坐汽车离开河内至海防,回到“北光丸”。
次日下午五时半,“北光丸”驶入公海,按约定接应汪所乘坐的“冯福林哈芳”号**。
1939年5月,汪精卫终于平安到达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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