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11月。
此时的孟绍原,身上又多了一个新的职务:
国民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广播事业指导委员会上海分部主任。
这是一个成立不久的政府组织。
其任务为:
不惜一切代价干扰日伪广播攻势!
在抗战前线,日军常组织播音队来配合作战。
1938年12月,日军在上海编组播音队两队,每队辖3个班,每班配播音机6架,由牧野芳秀大佐与泽田尾助大佐分别担任队长。
他们乘船经湖北武汉转往前线开展广播工作,借以动摇中国士兵的抗战决心。
除此之外,日伪还经常盗用国民政府中央广播电台的频率,造谣惑众。
面对日伪的广播攻势,中国广播机构奋起反击,用各种无线电设备对日伪广播实施干扰。对于干扰无线电电波的原理,国人在数年前便有认识。
中国的广播电台在全面抗战前有100座左右,但除了功率号称“东亚第一、世界第三”的国民政府中央广播电台外,其他电台都微不足道,且大多分布在沿海地区,战火一起,几乎损失殆尽。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迅速利用内迁的广播设备,在湖北汉口、云南昆明等地建设广播电台。
随着中国的广播力量不断增强,各广播电台开始用多种语言对国内外开展宣传,对内鼓舞民心士气,对外争取他国支持。
在广播干扰方面,添置了部分专用的广播干扰机,一些大的电台采购备用的广播机,在需要时即可充当干扰机。经过几年建设,中国有了干扰敌人广播的能力。
1940年3月,在国民政府中央广播事业指导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中,主任委员陈果夫提出《干扰敌伪电台广播谬说案》,建议各电台联合对日伪电台实施干扰。
该提案经会议审议通过后,由国民政府中央广播事业指导委员会立即分函各相关机构,并得到鼎力支持。
8月,国民政府中央广播事业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潘修睿到达上海,指导监督上海广播工作。
军统局上海区电讯科科长虞雁楚被任命为其助手。
孟绍原对广播工作虽然是外行,但亦下令,不惜成本,协助其完成工作。
9月中旬,潘修睿、虞雁楚联手,首次对敌广播进行干扰,但效果不太明显。
随后,孟绍原赶赴南京,组织丹阳起事。
10月,全新的由欧美进口,转经香港的大功率干扰器、广播机运抵上海。
上海广播事业筹备处工作人员亦增加到五十三人。
其中过半数为高薪聘请之专业人士。
潘修睿信心大增。
在向孟绍原表达感激的时候,这位军统局苏浙沪督导处、上海区的区长这么回答他:
“无它,有钱尔!”
无它,有钱尔!
有钱,能够为所欲为!
有钱,我能够买到最新式的机器,能够聘请到最专业的人才!
有钱,任性!
在桐工作失败后,汪精卫派周佛海去日本乞求日本承认。同时,伪中央政治会议决定推汪精卫正式出任伪国民政府主席。
由此,汪精卫决定在1940年11月10日,发表广播演讲,日方亦将进行呼应。
重庆方面,已决定全力以赴展开干扰工作。
而对上海的要求同样如此。
不许让汪伪政权此次和日方交欢广播,在上海得到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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