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4月,搬迁骤然成为京城最引人瞩目的生活现象。
几乎京城的每一处,都能看见有人离开了狭隘的旧居所,迁入了新建成的单元楼。
为此,闹市里的家具商店,随之越发生意兴隆,拥挤不堪了。
还有那些蹬三轮车的个体“板儿爷”们,简直都快忙和不过来了。
他们也开始变得和打家具的木匠、颠大勺的厨师一样吃香,赚钱赚了个不亦乐乎。
而之所以会如此,主要原因有两方面。
一方面,是京城建成新房的数目越来越多,持续增加。
另一方面,在国家的督促下,这些房子还不得不在短期内尽快确定归属。
敢情去年为了响应“伟人”《关于建筑业和住宅问题的谈话》的提议。
最早一批由机关、企事业单位出资建设的住宅小区,已经有相当一部分,到了可以落成使用的时候。
1976年至1980年这五年间,京城陆续建成房住宅面积,总共也达到了11264万平方米。
但偏偏这些房屋的入住率却始终不尽人意。
由于各单位内部的房屋分配标准,严重受到各种各样人事关系的干扰。
对房子你抢我夺,四处扯皮,大部分房子始终无法投入正常使用。
那么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国家在今年2月份就下了一道严令。
要求任何机关单位,凡是建好了的房子,限期三个月之内必须住进人,否则空置房屋就由京城市政府没收。
所以算算时间就知道了,如今两月过去,已经差不多快要到时间窗口了。
那么拥有这些房屋的单位,还能不急着吗?
当然要尽快把房子分配下去,总不能真被没收吧?
于是乎,整个京城,才会难以避免的掀起了一轮集中性的搬迁狂潮。
各个单位都如同驱赶牛马一样,急茬的把人赶进了房子。
不过无论如何,哪怕是做“牛马”,能够在此时被“赶”进单元房的人,也绝对是这个年代的幸运儿。
因为和以往相比,这些新建住宅的公共设施与生活设施比较齐全。
住宅的建筑标准也有很大提高。
人们再不用像住平房那样,为燃气供暖,为上厕所洗澡的种种不便发愁了。
像在这个月,剧作家苏书阳告别了他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小巷子,乔迁新居后。
就完全是带着一种非常愉悦的心情,开始创作电影剧本《夕照街》的。
或许也正因为受到现实生活的影响,对新居的条件无比满意。
在这部影片结尾处,他笔下的夕照街居民,就像他自己一样。
同样告别了他们维系数十年的过往生活,幸福地搬进了窗明几净的单元房。
只是,电影中所表达的美好愿望,终究也只是愿望。
现实中城市建设停顿了十年,这年头缺房的人也实在太多了些。
居住条件恶劣,这是几乎家家户户都在面对的问题。
哪怕房子盖得再多,跟这段返城高峰期每年以几十万计算的回归人口一比,也就成了杯水车薪了。
所以这就像食物链一样,注定了不可能所有人都有这种福气。
不用说,这种情形下,肯定有一些人属于实在是缺房到了不能继续等待的地步。
那没别的办法,便只能另行变通之法来解决问题。
比如说,让年轻的夫妇们住进筒子楼,就不失为一种暂时缓解单位住房困难的好办法。
同样是在这个月,人艺演员杨力新也在三楼分上了一间面积不足十五平米的小屋。
他和妻子一起住进了首都剧场的后台。
尽管房间小得实在摆不下什么东西。
放进去一张双人床,一个大衣柜,一个带推拉门玻璃的茶具柜就没地儿了。
但与那些仍旧没有分上房的人相比,杨力新已经深感满足了。
唯独使他感到不太适应又有些为难的,是新生活里未免充斥着一些忐忑仓皇的色彩。
要知道,住在筒子楼里,生活中大部分的隐私和习惯只能暴露在邻居的视野中。
谁家的事情,别人家很快就知道了。
大家都没有特别的私密,关起门你睡觉,开门每家可以穿来穿去。
纯属巧合,这一年上映的电影《邻居》,恰恰就反应了社会住房紧张的矛盾与现实。
同时也对在这种内部有着长长的走廊、厕所、水房、厨房公用的筒子楼。
一家一盏灯,一户一个水龙头,一个电表的生活方式,有着比较详实的体现。
这就让这部电影成了这一个时期国人生存形态的一种另类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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