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遍来讲,这个年代的国人,非但瞧不起厕所这玩意,连带着也瞧不起从事相关行业和工作的人。
什么掏粪工,扫厕所的,开粪车的,一概如是。
其实说起来,不外乎是因为我们当时的厕所的条件实在是差劲,只能用“臭名远扬”来形容。
究竟能差劲到一种什么地步呢?
能差到都不配被叫做厕所,只能以“茅房”称之。
这话一点也没有夸张的成分。
这年代的公厕,建筑标准多是“一个坑、两块砖、三尺土墙围四边”。
不但没有门,而且矮得如同猪圈,厕所顶部为防雨只加覆两层石膏瓦楞板,通风就是靠厕所上部,砖头错落磊搭留出的通气孔。
而京城百姓这时形容上公厕的感受,那是“一闻,二跳,三叫,四哭,五笑”。
大致的意思是,在胡同里找厕所根本不用看标志,“闻”着味儿就能找着。
进入厕所则污水横溢,屎尿横流在地上,一不小心摔一跤,一天浑身臭骚味。
所以只能“跳”着前进。
另外在夏日,厕所坑中的场面将会让人惊心大“叫”。
还有厕所里弥漫着的尿液氨气能呛得人眼泪直流如同“哭”状。
再加上便坑之间毫无遮挡,入厕的人们只能大眼瞪小眼,相对苦“笑”了。
公厕的问题甚至影响到了共和国的对外形象,因为即便是公共场所,旅游景点的公厕也比胡同的公厕强不了多少。
在很长的时间里,共和国境内的厕所,都是境外游客到内地抱怨最多的问题。
有一些海外游客甚至因为被旅游景点的公厕给吓着了,宁可中止游览,也得返回宾馆入厕。
真有紧急情况,不得不被迫“入乡随俗”,那简直能形成心理阴影。
许多外国人会因为内地的厕所没有隔板,只能用手抱头面向墙壁,来个“鸵鸟政策”。
为此,有些外国出版的旅游小册子,就会郑重提醒前往共和国的游客——“旅游出发前务必要在宾馆提前入厕,旅游途中不要喝过多饮料,以免使用公共厕所,那里是华夏最肮脏的地方。”
所以完全可以说,公厕问题的确是这个年代,我们对外难以示人的一块臭疮疤。
不但在一定程度上放大了共和国的贫困和落后,也折射出了我们国家的人民素质与文明发展水平的不足。
可要知道,还别看厕所这么脏臭,想上还不好找呢,因为数量也不足。
据资料记载,八十年代中期之前,全京城只有五千五百座公厕。
即便是京城最繁华的地段,公厕不过二十多座。
居民区往往一片胡同才有一两个公厕,日常捏着鼻子排队上厕所那是常态。
像西单南侧的公厕前,排队的人少时几十人,多则二三百,天天如是。
不知情况的人还以为这是在抢购什么紧俏物资呢。
由此,也就有一个属于年代性的特殊现象。
去饭馆喝酒吃饭的老爷们,都爱去自己掌握地形的。
知道厕所去哪儿上,才便于走肾不是。
同样的,也有了那个人尽皆知的顺口溜儿——“老塔儿进城,身穿条绒,头戴草帽,腰系麻绳,喝瓶汽水儿,不会退瓶儿,找不着厕所,是旮旯也行……”
说实话,这表面上说的是乡下人进城后的入厕尴尬。
可实际情况上,由于男人的脸皮厚,还多少有点权宜的法子可想。
真正找不着厕所,最不堪其苦的人,其实是女性,与城乡之别的关系还不大。
现实里确实有国内的女同志因为出差,在大城市繁华地段找不到厕所,小便失禁尿了裤子的。
也有外国娘们因为内急,强忍过度,结果在归途中晕厥昏迷的。
所以说宁卫民建厕所这事儿,其实是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
住在广厦间,用着抽水马桶,不用为入厕问题发愁群体。
当然会鄙夷,会嫌弃,会心生憎恶感。
可对于每天都得上胡同里茅房的附近居民,或是走到此处急需解决内急问题的路人来说,那就是功德无量,胜造七级浮屠的事儿了。
别处不说,就说宁卫民家门口的扇儿胡同的要升级改造的厕所。
自打边大妈贴出街道告示的那天起,这就成了扇儿胡同各院各户,家家热议的话题。
无人不津津乐道,说街道办了件好事。
书本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