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北方人都是光说不练。
好多人都是嘴上说特凶,说咱冲上去干什么事儿,天花乱坠的,但心里却想算了,我得在最后一个。
所以北方人永远是说了等于白说,没有实际行动。
九十年代的时候有个笑话就是针对北方人这一特征的。
说有几个北方人和一个南方人同桌吃饭。
北方人其中有一个说,最近有个什么样的好机会能挣钱。
在座的北方人都说好,回应都是“你只要挑头,我们就跟着。”
唯有南方人只默默赔笑听着,不做任何评价。
结果所有北方人,包括最先提起的那位,都没什么实际行动,就当没这回事儿了。
反倒只有南方人真的尝试了一下,后来还真就挣着钱了。
最逗的是,当南方人出钱请客,在酒席上感谢那个给他出主意的北方人的时候。
此人不但出乎意料的惊奇,而且还因此落了不少埋怨。
其他的北方人居然一起责怪他。
“哎幼,有这么好的事儿,你怎么光告诉他了,没跟我们说啊?”
瞧瞧吧,这显然以一种揭疮疤的方式把北方人的小丑形象曝光于天下。
不过话说回来了,这种现象虽然普遍存在,却不能简单的得出南方人就精明务实,北方人就愚蠢虚伪的结论。
因为这种现象脱离不开特定的客观环境,这个笑话的立场也就有失公允。
虽然很可能这件事是真实的,但要真的站在双方不同的角度来分析看待,也许就是另一回事了。
别的不说,先得重申下时代特殊性,这是九十年代啊。
这个时代有什么特点呢?
铁饭碗还在,而且北方人大多数都很享受这种稳定的生活方式。
南方人却不是这样的,他们最先走出家乡,选择外出做生意的人比北方多得多。
另外还得多注意一个细节,笑话里,这一席人大多数可都是北方人,只有一个南方人。
为什么会这样?
是不是最大的可能性,这饭局是北方的城市摆的。
那南方人异地求存,才请客来巴结一些人?
那要拿两个不同生活处境,不同职业的群体,甚至不同价值观念的人,来做这样的比较,是不是一种不公平呢?
比方说完全可以想象一下,像这样一个能干不能说的南方人,在国营单位能混得开吗?
反过来几个北方人,是不是那种压根缺乏经济意识的人呢?骨子里就没怎么看重经商的人呢?
这么一想,或许也就解释了建国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为什么北方官僚多,南方商人多。
所以这本质上,还是一个“夏虫不可语冰”的问题。
不同的生存环境和要求造就了不同人的生活准则和生活能力。
说白了,别看同样都是乌龟,但海龟非要嘲笑陆龟不会游泳,其实没什么意义。
至于对宁卫民个人来说,他既然是个有幸得到了超越时代见识,能够俯览人生和时间的人。那么通过身边发生的事儿,看待这个问题也就越来越清晰。
他就发现自己的身边处处充斥着这个道理的现实例子。
最直接的,像皮尔卡顿投资团的这些高管们,就真没几个人能记得帮他兑换日元的。
别看喝酒时,都答应得痛快着呢。
可除了齐彦军出于好面子,很讲义气以官价给他送来一百二十万日元。
沙经理大概是出于不肯放过任何机会的市侩,也以黑市价试探性给他送来三百八十五万日元之外。
再无旁人记得这个茬儿了。
他呢,也没食言而肥,除了表示感谢,一概收下。
私下里,也的确把预计日元会大幅升值的判断告诉了齐彦军和沙经理。
劝他们哪怕在国内用不着日元,也尽量把手里的钱多换点日元才划算。
但也就这样了。
无论他们愿不愿意相信,相信后又能照做多少,那都是他们自己的问题了。
而那些大部分人都在忙着花钱享受的其他投资团成员,甚至就连怎么消费,怎么处理个人财富,也依然存在不小的差距,照样能反应出每个人不同的价值取向和学识眼界。
比方说买汽车这件事。
出身是工农兵大学生的赵大庆就订了一辆桑塔纳。
小顾则要买日本的蓝鸟,这跟他年轻,喜欢日本电器,不无关系。
还有人是皮尔卡顿公司的忠粉,就相信法国货,想尽办法也要买辆法国车。
无论地平线、雪铁龙都行。
此人还喜欢存法郎,公司发下来的外汇券,他基本都兑换成法郎了。
哪知法兰西这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不大争气,法郎基本上是年年走低。
倒还不如不捣这乱,打一开始就存外汇券划算呢。
还有个人他不想买车,只想要出国留学继续深造。
要不是因为担保的问题,被拒签了两次,他早走了。
这一次他自己发了财,倒是不用担保了。
但可想而知,这位嫌弃自己的金饭碗,做梦也想出国给洋人刷盘子的主儿。
一旦走错了这关键的一步,运气是好是赖。
不过,虚荣也不见得都是坏事,有时候照样会帮宁卫民的忙。
就像有几个人自以为聪明,在市场上悄悄吸纳价格仍未到达低谷的生肖票,甘愿为宁卫民日后再炒生肖票充当韭菜苗。
还有,宁卫民和曾宪梓在内地市场推出的联名高端黄金打火机,也因为这些人的虚荣心销售火爆。
5月底的时候,应宁卫民的要求,曾宪梓一共送到内地四十二只打火机,每个皮尔卡顿的京城专营店都摆了几只。
还别看标价近乎两万一只。
可这样的“土豪金”,上柜台后居然还摆了没两周时间,就卖的只剩十一只了。
不但促进了品牌知名度进一步传播,还有效提升了服装的销售数量。
更让人吃惊的是,卖掉的三十一只,除了投资团里高管人手一只啊,就连没参加投资团的两位公司高管也一人买了一只。
合着光皮尔卡顿公司内部就消化了十一只。
而这帮人就跟商量好了似的,谁买了这黄金打火机,都爱在公司里当众点烟显摆。
结果这种炫富的行为很快就遭到报应了。
别忘了,打火机都一个款式的,很容易弄混。
好嘛,当发生了一些险些损失重大财产的误会后,也没人再敢臭显摆了。
当然,这样的市场反应,自然是让曾宪梓大喜过望,对于和宁卫民的合作再无任何顾虑。
说实话,其实就是不算这帮高管们的购买,二十只销售量也远超曾宪梓的预期了。
即便以全国范畴来估计,在曾宪梓看来,每年四五百只的销售不成问题,那就是四五百万平白得到的利润啊。
要是一旦这种黄金打火机真的像宁卫民预言的那样,会成为内地有钱人的标致性物件,那销售数目就能扩大好几倍,非常值得期待。
所以曾宪梓不但决定正式入伙,就按宁卫民设定好的计划进行分工合作,把黄金打火机作为两家公司的新项目,在内地大力推广销售。
而且他为酬谢宁卫民出了这么好的主意,还欣然答应帮宁卫民的忙,想办法替他兑换大批量的日币。
哪怕这有点和内地政策不符,也没关系。
谁让宁卫民是他在皮尔卡顿公司最倚重也最信赖的合作伙伴呢。
就这样,原本会难住许多人的换汇问题,就这么被宁卫民轻易解决掉了。
不能不说,人一生的福祸,其实无时无刻,不是在被其个体素质所左右的。
最终步入老年时呈现出不同的事业成绩和家庭状况,也就是人和人学识、眼界、待人接物上的巨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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